有再多的寄托、再多的責任感，還是要落實到一個工業體系的標準化產品上。這是全球大片的一個標準化產品——打怪獸標準化產品。你只有完成好這個產品才有后頭的寄托——無數的中國風。

張藝謀不僅是一位杰出的中國導演，他遴選劇本的精準、用人的獨到、對新技術的駕馭、對社會深刻的審視、對趨勢敏銳的判斷，更像是一位管理者甚至企業家的風范。所以，我們愿意拿出大幅版面與他進行一次心靈對話，讓粉絲們從不同維度了解這樣一位高手。

張藝謀為什么要拍《長城》？猜想很多，質疑也很多，甚至影片還沒上映就有人指責張藝謀選擇失誤，說他就得拍《活著》《歸來》。對此他說：“別人一罵，你就暈了，崩潰了，還談什么自信？”

“終于輪到我們的怪獸威脅世界安全了”

問：很多人都覺得這個片子應該叫《饕餮》，為什么最后定了《長城》？

張藝謀：我也提過這個故事的名字像個紀錄片，但老外說它是給全世界看的，《長城》是最好的名字，我相信他們的判斷。

問：看完這個電影，眼前浮現的是信任、責任、熱情、忠心4個關鍵詞。這是你要表達的意思嗎？

張藝謀：是這樣，還要再加上犧牲。我覺得這就是我們在《長城》上表現的精神，通過打怪獸這樣的一個故事傳遞出來。

問：如此看來，這個片子其實承擔了向世界傳遞中國文化的重任，作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，你的內心戲是什么？

張藝謀：我倒沒有想太多，就是努力去做。有再多的寄托、再多的責任感，還是要落實到一個工業體系的標準化產品上。這是全球大片的一個標準化產品——打怪獸標準化產品，就是哥斯拉、大白鯊。你只有完成好這個產品才有后頭的寄托——無數的中國風。你先得符合人家的游戲規則，觀眾喜歡這個標準大片了，文化也好，價值觀也好，就都在其中了。有多少算多少，野心不要大。如果不想清楚這個事情，坦率地說你第一步就走差了，可能我都跟他們拜拜了。中美在制作體系上有很大的不同，在文化觀念上也有很大的不同，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我們的終極目標是什么，只有求同存異才可以做到。

問：在這個過程當中也有自己思考的慢慢滲透吧？你可不是一個容易妥協的人。

張藝謀：當然有了。比如影片中那段葬禮的戲（讓英國合唱團唱劉邦的《大風歌》，“大風起兮云飛揚，威加海內兮歸故鄉”……）美國人堅持要剪掉，說我們要加快節奏，要加快打饕餮的進程，這是你們中國人的儀式。這不是他們對文化不尊重，而是標準制式上的問題，他認為這不符合游戲規則。

你要保留它就不能跟人爭得面紅脖子粗的，你不能光講文化、精神、中國特色。我怎么說服他呢？比如放孔明燈那段，他們也是要剪掉的，但它與后面氣球這個進攻性武器是怎么來的有關聯，它屬于火藥發明的衍生產品。他們覺得“噢，那這個是跟情節有關的”。類似于這樣的例子很多，要鎖定這個故事和情節上的合理性至關重要。

問：你拍的很多電影比如《紅高粱》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都是早年通過文學刊物發現的，而《長城》屬于老外的原創劇本，這個過程好像很不張藝謀。

張藝謀：你首先要看自己做的事情有沒有價值，有沒有興趣。你愿意接，就不要去談是誰的劇本、你喜歡不喜歡或有沒有感興趣。接了以后，你也不能說這個劇本不是我的，應該把它扔了，咱重寫。既然接了，就要符合拍大片的工作流程。

問：前陣子王健林去好萊塢給他們上了一課，提到了好萊塢目前IP匱乏，比如一二三四這種續集太多。

張藝謀：都六七八九了，還不是一二三四。好故事不多是全球的問題。全世界每年上萬部電影，我覺著好的電影，分類型的話都不多。每年我看上的文藝片可能是三兩部，我看上的商業大電影可能也是一兩部，大部分都是墊底的。美國要賺全球的錢嘛，他們也是出于這個目的才開發的《長城》，一定是這樣子。

問：如果《長城》這個IP成為系列，會出現什么樣的情況？

張藝謀：我覺得會帶入一個新的領域，因為我知道“六大”都在蠢蠢欲動（美國的獨立制片人公司超過3000家，但只有六家公司有全球發行渠道，號稱“六大”），他們其實都在看《長城》，如果《長城》成了，我覺得后頭會跟上，到那時候可能一個張藝謀不夠。所以，這個前景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，其實《長城》成功與否，背后的意義大于電影本身。

《長城》這個系列還會開發下去，按照好萊塢的習慣，差不多長二、長三、長四、長五、長六……一直拍到這個題材用干為止。

所以，這個系列IP的長度就是15年，這15年下來，培養起來的《長城》粉絲就數以億計了，到那時候，伴隨著一代人的成長，他們會深深地愛上《長城》。這個就很厲害了，這個影響力就是對世界講出中國故事。所以我說，這次終于輪到我們的怪獸威脅世界安全了，終于輪到我們的英雄拯救世界了。

“我對得起我這個工匠的手藝”

問：有篇報道說你在拍《活著》的時候曾經夢到自己在KTV遭遇襲擊了。后來，它引申到了孤獨上，因為有孤獨才能思考，才能有沖勁去好萊塢拍《長城》。

張藝謀：那是傳說。如果我們說到國內的輿情、環境，有時候是很苛刻、很求全責備的一種氛圍。所謂的孤獨也好，孤膽英雄也罷，沒有人愿意保持這樣一個姿態。就創作而言，我認為首先要自信。你自信了，你所做的文化產品也會有自信。因為你能堅持自己要做的東西，你堅持它是對的。

我這幾十年收獲了多少罵聲？如果我被說暈了，哪里有自信？我哪里可以把事情做好？奧運會也做不好，G20也做不好，《長城》也做不好，對吧？因為你是混亂的，你沒有自己的標準，你沒有自己認為自己做得對。想討好所有人，想討好某些輿論環境，是會造成混亂的。

我做這件事（拍攝《長城》）已經盡了最大努力，已經做到了最好。不管別人怎么看，我自己對得起自己，我對得起我這個工匠的手藝。

我常開玩笑說，電影導演不是高人一等的職業，是因為電影它了不起，它有這么大的傳播量，所以大家對導演有點肅然。我認為我們跟木匠沒什么區別。木匠一輩子如果就做柜子，幾十年做柜子到最后傳世，就是工匠精神。電影導演動不動就被擱到風口浪尖上，好像是名利場一樣，那是因為電影這個藝術傳播的形式造成的，你自己沒有任何了不起，你自己沒有任何似乎是超天才的功能，你和木匠是一模一樣的，就是手藝人。

手藝人就要講工匠精神，你不用低看自己，但你更不能沒完沒了地高看自己，你就應該以一個工匠的心態做好自己的事。有這種自信，不管輿論環境怎樣，你都不會動作失常。

盡管我的有些電影被大家罵得體無完膚，但我自己非常清楚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。我的自省、自審，其實遠遠比輿論環境更苛刻。我當然知道錯誤犯在哪里，下次不要這樣做就行了。所以你不要被輿論環境一罵就暈了，甚至完全垮了，崩潰了，那樣你談不上任何東西！

保持一個平常心，但這個平常心還要堅定，還要堅持！哪里有完美？哪里有天才？哪里有一部電影是讓所有人說好的？從來沒有，這樣的事情不會發生。

 “不能站在一個文藝片的角度去評價《長城》”

問：你拍《活著》那類電影時，展現的多是中國當年比較昏暗的一面。現在你又承擔了一個新的責任，去傳播好比較正向的文化，這種轉變讓很多人大呼看不懂你。

張藝謀：你不能說《活著》傳播了不太好的東西，我認為它是一個歷史條件下的故事，我們永遠是在講人的故事，無非是把人放到一個環境背景下。《活著》那段環境背景是跌宕起伏的，是在大時代的一股洪流和變遷中的人的命運。這是一個悲劇題材的故事。

打怪獸則是很簡單的英雄主義，相對來說要比悲劇情懷的東西簡單、明確。英雄主義的東西當然沒有批判現實主義的東西深刻，但它就是干凈利落。兩者類型不同，沒有什么可比性，拿《活著》的深刻來要求《長城》當然不行，拿《長城》的娛樂性去要求《活著》也不行。

問：有人說，張藝謀開始拍爆米花電影了，《長城》這種大片絕對達不到《活著》《歸來》的深度。

張藝謀：它實際上是不同的尺子。這一點其實我一直強調，但我們國內的評論始終是故意混淆，常常不分電影類型。

我們對電影的評論是一定要有一個內行的眼光。這個內行的眼光其實也不復雜，就是一定要分著類型去評價這些東西，比如說你評價《長城》，你就要在好萊塢的工業體制上的標準產品、在這個大片的類型上去評價它，看它有沒有特色、故事講得怎么樣、有沒有意思、視覺上有沒有特點等等。

你不能站在一個文藝片的角度去評價它的深刻度、復雜度以及歷史意義，不能用文化上非常復雜和晦澀的這些命題去評價它、要求它。你用娛樂性要求《三峽好人》肯定也是不對的。只要分了類型進行評論，你說的話，導演是絕對聽得進去的，苦口良藥嘛。

但實際上，我們常常是故意混淆類型，這個電影的重點不是那個，他專說那個，然后一棒子打死，求全責備，嚴厲批判。對中國人、中國自己的電影，永遠殘酷打擊，永遠是外來的和尚好念經。

我們的標準里外還是分著的，我早就感覺到了。舉例來說，侯孝賢是我老朋友了，可是《刺客聶隱娘》如果是我拍的，你放心，罵死你。

問：既能拍文藝，又能拍爆米花，你心態挺年輕的。

張藝謀：當然，這是哥斯拉、大白鯊啊。我自己也喜歡這種，看著很簡單，也很過癮。

不過，我現在拍這個大片已經有人在批評我了。批評我現在今不如昔了，就拍這些東西，不拍《活著》和《秋菊打官司》了。

我現在是兩條腿走路嘛，這樣走空間會大一點。一方面拍文藝片，一方面也去拍大片，要鍛煉自己嘛，要學習。你不要厚此薄彼，不